2018

11/21

09:47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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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天津】运河孕育商业大都市

  天津这地界,老百姓称为“退海地”“九河下梢”。“退海地”其实就是嘉靖二十九年《重修三官庙碑》中提到的“斥卤之区”,意思是该地为盐碱地,寸草不生。九河下梢,文艺点儿的说法就是“百川之尾闾”,但意思都一样,百川入海最低洼的地方。所以在主要依靠陆路交通的时代,当“齐纨鲁缟车班班”的西安、“天下名都”邯郸以及“牡丹之乡”洛阳引得“天下朋友皆胶漆”时,天津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戍边屯种之地。

  后来历代王朝意识到仅仅靠陆路维系统治是远远不够的,天津的好运似乎开始了。先是曹操开凿了一条从今天的沙河到天津的平虏渠,后是隋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联系南北的大运河。通过这条水道,江都(今扬州市)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杨柳青也出现了“昨日临清买柳回,今日贩鱼桃花口”的商业繁荣景象。

  估衣街

  即使到了宋辽对峙时期,民间贸易也没有因为两国的战争而中断,界河(海河)两岸行商坐贾熙熙攘攘。金朝统治者为了满足中都(今北京)粮食需求,重新疏通南运河(京杭运河北段),并在今天的狮子林桥西端旧三岔河口一带设寨,也就是直沽寨。直沽一带人口逐渐聚集,慢慢形成了商业集市。

  运河虽然便捷,但也时常因枯水季而断流,所以到了元朝开始试行海运,一时间“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三岔河口,出现了“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这句诗中的“罂”,指的是古代南方的一种大腹小口的瓦器,用来盛放茶叶、酒和水。“越布”是一种南方的葛麻织品,其中布质精细薄软的织品称之为越布。“衢”是四通八达的街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直沽大街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粮商、茶商、布商、酒商以及盐商,临街店铺里摆放着南方的丝织品和器皿,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漕船、商船给直沽带来了人气,于是为了方便这些来往运丁、兵丁以及商人的日常所需,在三岔河口的一段平坦水湾上开始形成了一片酒家茗肆、歌榭妓寮丛集之处,这片集市据说是因为在一家侯家茶馆屋后,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地叫成了侯家后,它比天津建城还要早,也是天津最早的商业区。

  天子津渡

  1404年12月23日,对天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永乐帝正式将直沽改为天津,寓意天子渡河之处。此后,永乐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忘记天津这块宝地,不仅在这里设卫建城,抬高天津政治地位;而且继续维护和经营大运河。有一个叫徐有贞的治河能人,在黄河决口之处设置水闸,并花费三年时间开凿广济渠,保证了运河30年的稳定。1519年,仅在天津港口拽运大木的官兵就达到六千多人。

  此外,明朝也放宽对随漕人员携带货物数量和税负的限制,往来漕丁可以有利可图。清朝,除了继续沿用明朝运河政策外,还开放了海禁,开辟了“北洋航线”。广东潮州的商船“游弋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福建厦门的商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江浙一带赴天津、奉天贸易的商船也因顺风由一年两趟增至一年四趟。

  天津成了名副其实的“五方之民所杂处”。原来的侯家后已经容纳不下操着各路方言的客商,于是在城东门外、北门外和三岔河口一带扩展出新的商业中心,天津城也形成了“东贵西贱,北富南贫”的城市格局。

  此后,天津地位因商业的繁荣而再次提升,由卫变州、变府。虽然清时天津的功能和定位还是北京的东南门户和河运中转站,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不能跟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枢纽、财税重地相提并论,但随着近代航海时代的到来,天津城开始“大放异彩”,从一个运河城镇成长为海洋时代的北方商业大都市。

  

【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天津】运河孕育商业大都市

2018 09:47来源:天津日报

  天津这地界,老百姓称为“退海地”“九河下梢”。“退海地”其实就是嘉靖二十九年《重修三官庙碑》中提到的“斥卤之区”,意思是该地为盐碱地,寸草不生。九河下梢,文艺点儿的说法就是“百川之尾闾”,但意思都一样,百川入海最低洼的地方。所以在主要依靠陆路交通的时代,当“齐纨鲁缟车班班”的西安、“天下名都”邯郸以及“牡丹之乡”洛阳引得“天下朋友皆胶漆”时,天津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戍边屯种之地。

  后来历代王朝意识到仅仅靠陆路维系统治是远远不够的,天津的好运似乎开始了。先是曹操开凿了一条从今天的沙河到天津的平虏渠,后是隋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联系南北的大运河。通过这条水道,江都(今扬州市)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杨柳青也出现了“昨日临清买柳回,今日贩鱼桃花口”的商业繁荣景象。

  估衣街

  即使到了宋辽对峙时期,民间贸易也没有因为两国的战争而中断,界河(海河)两岸行商坐贾熙熙攘攘。金朝统治者为了满足中都(今北京)粮食需求,重新疏通南运河(京杭运河北段),并在今天的狮子林桥西端旧三岔河口一带设寨,也就是直沽寨。直沽一带人口逐渐聚集,慢慢形成了商业集市。

  运河虽然便捷,但也时常因枯水季而断流,所以到了元朝开始试行海运,一时间“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三岔河口,出现了“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这句诗中的“罂”,指的是古代南方的一种大腹小口的瓦器,用来盛放茶叶、酒和水。“越布”是一种南方的葛麻织品,其中布质精细薄软的织品称之为越布。“衢”是四通八达的街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直沽大街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粮商、茶商、布商、酒商以及盐商,临街店铺里摆放着南方的丝织品和器皿,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漕船、商船给直沽带来了人气,于是为了方便这些来往运丁、兵丁以及商人的日常所需,在三岔河口的一段平坦水湾上开始形成了一片酒家茗肆、歌榭妓寮丛集之处,这片集市据说是因为在一家侯家茶馆屋后,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地叫成了侯家后,它比天津建城还要早,也是天津最早的商业区。

  天子津渡

  1404年12月23日,对天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永乐帝正式将直沽改为天津,寓意天子渡河之处。此后,永乐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忘记天津这块宝地,不仅在这里设卫建城,抬高天津政治地位;而且继续维护和经营大运河。有一个叫徐有贞的治河能人,在黄河决口之处设置水闸,并花费三年时间开凿广济渠,保证了运河30年的稳定。1519年,仅在天津港口拽运大木的官兵就达到六千多人。

  此外,明朝也放宽对随漕人员携带货物数量和税负的限制,往来漕丁可以有利可图。清朝,除了继续沿用明朝运河政策外,还开放了海禁,开辟了“北洋航线”。广东潮州的商船“游弋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福建厦门的商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江浙一带赴天津、奉天贸易的商船也因顺风由一年两趟增至一年四趟。

  天津成了名副其实的“五方之民所杂处”。原来的侯家后已经容纳不下操着各路方言的客商,于是在城东门外、北门外和三岔河口一带扩展出新的商业中心,天津城也形成了“东贵西贱,北富南贫”的城市格局。

  此后,天津地位因商业的繁荣而再次提升,由卫变州、变府。虽然清时天津的功能和定位还是北京的东南门户和河运中转站,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不能跟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枢纽、财税重地相提并论,但随着近代航海时代的到来,天津城开始“大放异彩”,从一个运河城镇成长为海洋时代的北方商业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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