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11/28

11:05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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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天津】运河两岸的村镇兴衰

  

    由于物产资源、地形地貌、交通运输以及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天津村落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这其中,运河沿岸的村镇有着独特的风貌,宛如一颗颗明珠,散落在南北运河两岸,形成“运河两岸有人家、水田漠漠小江南”的美景。根据现在的资料统计,在南运河、北运河两岸,村庄多沿河呈线型分布,居民点密集。南运河地带村庄117个,城镇11个,北运河村庄100个,城镇12个,南运河故道村庄17个。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运河的兴建不仅催生了两岸村镇的繁衍,而且也为世代居住于运河两岸的人民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发展的机会。

  以漕运交通为主业的村镇。在静海区境内,据《静海县志》载:“昔年漕运,船帮一直蜿蜒数十里。”据新中国成立前曾做过船工的老人讲,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运河上舟楫往来,桅帆交织,商贾云集,货运频繁。而在北辰区境内,清道光二十年(1840),境内83村中,74村有船户,共876家,村均11.8家。其中,北运河沿岸39村中,32村有船户,共656家,村均20.5家。船户最多的是霍嘴、柳滩、丁字沽,有258家,村均86家。境内从事船运者可达四五千人。

  以商业交流中心为主业的村镇。这类的村镇在天津运河沿岸为多数,且大都由村庄发展为集镇。清代中、后期,随着漕运和年画业的兴盛,杨柳青商业也应时而兴,河沿大街估衣街和猪市大街等沿南运河流向形成的几条街道成为市镇的繁华地区。史书记载“杨柳青,地方繁富,几与从前城治相埒,比之近时,城治尚远,然亦县治中之大镇也”。民国期间天津《益世报》曾刊载文章称:“静海北区独流镇,位于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三河中间,毗邻津浦路,密迩天津,为本县第一重镇,水路交通,均称便利。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独流出产干醋、干酒、老醋、酱油、粗器、国布、蒲包、蒲席、苇篓、苇席、苎麻(又称青麻)、苇草、蒲棒、灰煤、豆油、豆饼、花生、果油等,异常丰富,各地买卖客商随时云集……”而北仓村因漕运而成储运重地,漕船所带百余万石“土宜”(土特产)亦有相当部分在北仓交易,由此带动了当地商业、运输业和搬运业的繁荣。到民国年间有同丰酒店、玉明号杂货、庞家面铺、张记豆腐店、沙记茶叶店、刘记水铺、谢记煤场、德胜厚电磨房、赵家烧锅等知名字号百余家。

  以经济型作物为主业的村镇。运河沿岸培植的一些优质土特产品蜚声海内外。在农业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运河两岸的人们充分利用春夏秋三季,种植出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时鲜蔬菜,除大白菜外,紫皮大蒜、鸡腿香葱,各种萝卜、土豆、芥菜,等等,都是闻名一方的特色产品。而据时人调查:“沿河居民在廿年前,多业船为生,本无所谓农业,迨轮船发达,旧船渐被淘汰,只得另谋生计。此为农民经营农业之始……园地均在河之两岸,最远不过二里,作物以马铃薯、韭菜、大麦、白菜、萝卜为大宗……销售每多出口,到上海、香港等处,来天津者则一小部分也。”陈官屯镇24个行政村有23个紧靠运河两岸。因有极便利的灌溉用水,河堤内外的滩地被人们开发成专门种植蔬菜的同田,驰名中外的天津冬菜就兴起于该镇纪庄子村。民国初期,纪庄子村常氏后裔常富源创建“庆昌德酱坊”,主营冬菜,1927年改名为“山泉涌”,所产冬菜名为“人马牌”,正式注册,畅销海内外。府君庙村、白杨树村、王家院村一带运河河滩宽阔,园田种植达三十公顷,瓜菜品质优良,秋季多产大白菜、萝卜类、瓜类,春季多产菠菜、韭菜等。

  北运河之西岸的王秦庄,该村沿河为街,故住民多习水性,是以捕鱼为业者颇多,除此以外则多为从事田园劳动者。南运河岸边的陆家村踞莲花淀边缘,土壤肥沃,保水保肥性强,适于花木生长。清代至民国,张文启先生自独流镇来此定居,以养花为生。后来全村广泛种植多种花木。而更多的种花者集中在城西运河沿岸之芥园、大觉、大园、小园等处。其中大园、小园均以花卉为主业。乾隆年间诗人汪沆在诗集《津门杂事诗》中就写有描述小园的诗。《沽河杂咏》中也有云:“小园村与大园村,艳紫嫣红花朵新,五十二村春正丽,相逢都是卖花人。”据1925年统计,大园村耕地面积的43%被用来种花,芥园村种花土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的比重也达到了近29%。另外,在运河有水的年代,运河东岸至津浦铁路的夹道地区曾广种水稻,所产稻米晶莹圆润,口感香糯软滑,品质远远超过著名的小站稻,可谓粮中极品。但这种都市型农业受水源影响较大,“每当三四月间九宣闸提闸浇小站稻田,而闸口至天津一段立即干涸,不但船户恐慌,田园蔬果枯萎,而饮料亦发生重大问题。”

  运河村镇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村镇,和运河城市一样,其形成发展都受到运河的影响,正所谓“成也运河,衰也运河。”当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载体时,运河村镇发展势头气势如虹,如北仓“漕船卸运,民舍填集”,桃花寺“河曲巨村”,赵家庄“民舍颇稠,运河其前”,大稍直口“河税之所庐舍丛集”,杨柳青“西南巨村滨河控道,水陆皆通”。而相反的,南墙“地势闲旷,去河较远”,陈家街“去河较远,村舍不多”。而当运河失去这种载体的光辉后,运河村镇也就与之失落了,如盛名一时的杨柳青,到19世纪中叶,继津铁浦路通车之后,沿海轮船航运兴起,海运、陆运逐渐取代了内河航运,再加上大运河多年失修大部分河段淤塞,码头湮废,赖以繁华的杨柳青集市也随之衰落下去。而天津开埠后,轮船盛行,但卫船亏耗,无利可获,日渐衰落,以撑船为业者更是大半失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随着京汉、京张铁路相继通车,天津地区的内河民运愈加受到影响。

  运河是村镇的源头,村镇是运河的延续,村镇因与运河共同见证了天津城市社会的新陈代谢与沧桑变化,共同谱写了运河两岸儿女的悲欢离合与辉煌篇章,它不仅仅是天津村镇的历史,更是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

 

【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天津】运河两岸的村镇兴衰

2018 11:05来源:天津日报

  

    由于物产资源、地形地貌、交通运输以及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天津村落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这其中,运河沿岸的村镇有着独特的风貌,宛如一颗颗明珠,散落在南北运河两岸,形成“运河两岸有人家、水田漠漠小江南”的美景。根据现在的资料统计,在南运河、北运河两岸,村庄多沿河呈线型分布,居民点密集。南运河地带村庄117个,城镇11个,北运河村庄100个,城镇12个,南运河故道村庄17个。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运河的兴建不仅催生了两岸村镇的繁衍,而且也为世代居住于运河两岸的人民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发展的机会。

  以漕运交通为主业的村镇。在静海区境内,据《静海县志》载:“昔年漕运,船帮一直蜿蜒数十里。”据新中国成立前曾做过船工的老人讲,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运河上舟楫往来,桅帆交织,商贾云集,货运频繁。而在北辰区境内,清道光二十年(1840),境内83村中,74村有船户,共876家,村均11.8家。其中,北运河沿岸39村中,32村有船户,共656家,村均20.5家。船户最多的是霍嘴、柳滩、丁字沽,有258家,村均86家。境内从事船运者可达四五千人。

  以商业交流中心为主业的村镇。这类的村镇在天津运河沿岸为多数,且大都由村庄发展为集镇。清代中、后期,随着漕运和年画业的兴盛,杨柳青商业也应时而兴,河沿大街估衣街和猪市大街等沿南运河流向形成的几条街道成为市镇的繁华地区。史书记载“杨柳青,地方繁富,几与从前城治相埒,比之近时,城治尚远,然亦县治中之大镇也”。民国期间天津《益世报》曾刊载文章称:“静海北区独流镇,位于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三河中间,毗邻津浦路,密迩天津,为本县第一重镇,水路交通,均称便利。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独流出产干醋、干酒、老醋、酱油、粗器、国布、蒲包、蒲席、苇篓、苇席、苎麻(又称青麻)、苇草、蒲棒、灰煤、豆油、豆饼、花生、果油等,异常丰富,各地买卖客商随时云集……”而北仓村因漕运而成储运重地,漕船所带百余万石“土宜”(土特产)亦有相当部分在北仓交易,由此带动了当地商业、运输业和搬运业的繁荣。到民国年间有同丰酒店、玉明号杂货、庞家面铺、张记豆腐店、沙记茶叶店、刘记水铺、谢记煤场、德胜厚电磨房、赵家烧锅等知名字号百余家。

  以经济型作物为主业的村镇。运河沿岸培植的一些优质土特产品蜚声海内外。在农业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运河两岸的人们充分利用春夏秋三季,种植出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时鲜蔬菜,除大白菜外,紫皮大蒜、鸡腿香葱,各种萝卜、土豆、芥菜,等等,都是闻名一方的特色产品。而据时人调查:“沿河居民在廿年前,多业船为生,本无所谓农业,迨轮船发达,旧船渐被淘汰,只得另谋生计。此为农民经营农业之始……园地均在河之两岸,最远不过二里,作物以马铃薯、韭菜、大麦、白菜、萝卜为大宗……销售每多出口,到上海、香港等处,来天津者则一小部分也。”陈官屯镇24个行政村有23个紧靠运河两岸。因有极便利的灌溉用水,河堤内外的滩地被人们开发成专门种植蔬菜的同田,驰名中外的天津冬菜就兴起于该镇纪庄子村。民国初期,纪庄子村常氏后裔常富源创建“庆昌德酱坊”,主营冬菜,1927年改名为“山泉涌”,所产冬菜名为“人马牌”,正式注册,畅销海内外。府君庙村、白杨树村、王家院村一带运河河滩宽阔,园田种植达三十公顷,瓜菜品质优良,秋季多产大白菜、萝卜类、瓜类,春季多产菠菜、韭菜等。

  北运河之西岸的王秦庄,该村沿河为街,故住民多习水性,是以捕鱼为业者颇多,除此以外则多为从事田园劳动者。南运河岸边的陆家村踞莲花淀边缘,土壤肥沃,保水保肥性强,适于花木生长。清代至民国,张文启先生自独流镇来此定居,以养花为生。后来全村广泛种植多种花木。而更多的种花者集中在城西运河沿岸之芥园、大觉、大园、小园等处。其中大园、小园均以花卉为主业。乾隆年间诗人汪沆在诗集《津门杂事诗》中就写有描述小园的诗。《沽河杂咏》中也有云:“小园村与大园村,艳紫嫣红花朵新,五十二村春正丽,相逢都是卖花人。”据1925年统计,大园村耕地面积的43%被用来种花,芥园村种花土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的比重也达到了近29%。另外,在运河有水的年代,运河东岸至津浦铁路的夹道地区曾广种水稻,所产稻米晶莹圆润,口感香糯软滑,品质远远超过著名的小站稻,可谓粮中极品。但这种都市型农业受水源影响较大,“每当三四月间九宣闸提闸浇小站稻田,而闸口至天津一段立即干涸,不但船户恐慌,田园蔬果枯萎,而饮料亦发生重大问题。”

  运河村镇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村镇,和运河城市一样,其形成发展都受到运河的影响,正所谓“成也运河,衰也运河。”当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载体时,运河村镇发展势头气势如虹,如北仓“漕船卸运,民舍填集”,桃花寺“河曲巨村”,赵家庄“民舍颇稠,运河其前”,大稍直口“河税之所庐舍丛集”,杨柳青“西南巨村滨河控道,水陆皆通”。而相反的,南墙“地势闲旷,去河较远”,陈家街“去河较远,村舍不多”。而当运河失去这种载体的光辉后,运河村镇也就与之失落了,如盛名一时的杨柳青,到19世纪中叶,继津铁浦路通车之后,沿海轮船航运兴起,海运、陆运逐渐取代了内河航运,再加上大运河多年失修大部分河段淤塞,码头湮废,赖以繁华的杨柳青集市也随之衰落下去。而天津开埠后,轮船盛行,但卫船亏耗,无利可获,日渐衰落,以撑船为业者更是大半失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随着京汉、京张铁路相继通车,天津地区的内河民运愈加受到影响。

  运河是村镇的源头,村镇是运河的延续,村镇因与运河共同见证了天津城市社会的新陈代谢与沧桑变化,共同谱写了运河两岸儿女的悲欢离合与辉煌篇章,它不仅仅是天津村镇的历史,更是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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